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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艺苑

矛盾的陆游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18-11-09 | 打印 | 字号:TT

  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放翁词提要》)。他的诗人身份及身世遭遇,使其词的内容、风格以及写作方法,都继承了北宋苏轼以来豪放一派的词风,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成为豪放词体中一位重要的作家。但是,我们若考察其词体态度,却发现他的态度非常矛盾。

  陆游轻视词体。他在65岁时所写的《长短句序》中云:“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他从音乐发展史角度认为词乃“郑卫之变”,且“其变愈薄”,并且很后悔自己“汩于世俗”之作词行径,他作此序的目的是“以识吾过”,表现出非常鲜明的轻视词体之态度。他在81岁所作的《跋〈花间集〉》二则中又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对唐末五代之人在动乱时代沉湎于作词非常不满,感慨当时“士大夫乃流宕如此”,简直是自甘堕落!同时,他认为若当时诗人能以作词的才能去写诗,那么后世谁又敢讥评他们呢?言语中深为晚唐五代人可惜。从陆游的这些议论看来,他完全是以诗人的身份与眼光来看待词的发生与发展,并未将词当作一种独立的、具有自身特美的文体看待,也没有认识到词之为词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所以,夏承焘先生认为“就陆游平生议论看来,他原是瞧不起词这种文学的”(《论陆游词》)。

  但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暗自喜欢词,其实际创作与其词学观点相违背。刘扬忠先生说:“陆游对词的创作一直抱着一种既暗自喜欢又十分鄙薄的矛盾态度。”(《陆游、辛弃疾词内容与风格异同论》)叶嘉莹先生则找出了陆游矛盾态度产生的原因:“陆游对词之所以加以否定者,盖由于就理性而言,则其所见之《花间集》中之作品,其内容所写大多不过为流连歌酒男女欢爱之辞,并无一语及于国政及民事者,这与陆游平生之以国事自许的为人志意,自然极不相合……然而另一方面,则就感性而言,词之为体却又确实有一种特美,足以引起人内心中一种深微窈眇之情思……他在感性上也已经下意识地受了词之此种特美所吸引的缘故。”(《论陆游词》)

  我们可以说陆游重诗轻词,视词为“小道”“余事”,但在他一百多首词中,却有一组专门模仿《花间集》而写的词作,魏庆之《诗人玉屑》于此曾有评价云:“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约樗蒲。修蛾忘了当时样。细思一饷,感事添惆怅。胸酥臂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从《月照梨花》词之题材内容及风格来看,该词与《花间集》作品完全一致,他在《跋〈花间集〉》中对《花间集》甚为鄙薄,而在创作上却尽心尽力摹仿之,此中,我们可以窥见陆游复杂的创作心态。在他一百多首词作中,除了抒写士大夫情怀志意的作品外,还有23首爱情词,有一部分词被人评为“纤浓得中”(谭献《复堂词话》)、“其纤丽处似淮海”(杨慎《词品》卷五)、“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刘克庄《后村诗话》)。其《临江仙》(鸠雨催成新绿)情感真挚热切,黄昇认为“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他的《一丛花》(尊前凝伫漫魂迷)情感也深厚动人,其中“倩双燕、说与相思。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贺裳《皱水轩词筌》曰:“其情加切矣。”朱庸斋在其《分春馆词话》中也说:“放翁小令佳者,多为怀念前妻唐琬及相恋之作,缠绵真挚,动人心坎。旖旎情深,近乎小山。”从这些深切动人的辞章和他对《花间集》的模仿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内心深处多情的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有更丰富的情感与生活,他那被传统诗教压抑住的情怀,忍不住会从某一缝隙中流泄出来,对《花间集》的模仿如此,于诗中不自觉地呈现出词之味道与意境也是如此。

  陆游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他这样表现出如此严重的两面性,在文学创作中,总是理论上一套,而创作实践又是一套。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他表面上鄙视词,但暗地里却非常喜欢,还表现在他表面上鄙视晚唐诗,但暗地里却深受晚唐诗的影响。陆游多次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对晚唐诗鄙视的态度,如《记梦》云:“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示子遹》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云:“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谈艺录》),齐治平先生也认为“他(陆游)鄙夷晚唐……可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濡染晚唐,工夫很深。”(邱鸣皋《陆游传论》引)莫砺锋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陆游“在理论上对晚唐诗予以严厉的批评,在创作上却又受到了晚唐诗相当深的影响。”(《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为什么陆游会有如此严重的心口不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有一段关于陆游的经典议论:“(放翁诗)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盖生于韩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虽然,陆游诗词中的爱国热情感染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是一部分作品的确有“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的特点。我们发现,陆游有更愿意与主流观点及时代潮流保持一致的言行特点。士风以欲收复失地表示爱国,陆游则于诗中反复高唱;诗坛鄙薄晚唐诗风,于是,他也高声鄙视之;词坛受苏轼“以诗为词”观念影响,强调“词与乐府”同出,追求词合“风”“骚”之义,他则对《花间集》多有指斥。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莫砺锋师在《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一文中认为陆游之所以鄙薄晚唐诗,并不是“违心作高论”,而是“出于南宋初期的现实政治斗争及诗坛风气之争的需要”。可见,陆游的文学观点具有现实功利性。我们说评价一个人不能仅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陆游言语和行动分裂的个中原因恐怕在于他的功名之念。他与苏轼比起来,“缺乏忧生意识,多的是忧世意识”,“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胡元翎:《陆游未能成为词中大家原因探析》),所以,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埋藏了自己的真实喜好而不知。虽然人说“亘古男儿一放翁”,但是,实质上陆游是软弱的,他太屈从于所谓的正统与主流,从他的爱情悲剧里就可看出他的软弱性,他的身与心总是在社会规范的压制下分离,所以,他嘴里不喜欢词却“渔歌菱唱不能止”,不喜欢词却在他的诗歌里留下较浓的词之意味。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放翁词提要》中认为:“游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力,故今所传者,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时掉书袋,要是一病。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此评深得陆游成败得失之肯綮。陆游以诗人之身份作词,他作为诗人的文艺观念影响了他的词体创作,故其词只能徘徊于诗与词之间,终不能达词人之胜境,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陆游词的佳处源于他的诗人身份,其败处也在于他的诗人身份,最终,他“上不能如苏之‘以诗为词’,下不能如辛之‘以文为词’”,“蹭蹬乃去作诗人”的陆游毕竟只是以余力为词,“‘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终未能使自己成为词坛大家”(邓乔彬《驿骑苏秦间——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作者:许芳红,系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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