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过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很怀念蔚州窗花——那让生活美丽、热烈起来的精灵。

　　对蔚州窗花的情感体认应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0年夏天，我随京、津、冀1300多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了张家口，其中70余人被分到了蔚州，我是70人之一。此后，我在蔚州这块土地上劳动、结婚、生子、工作长达14年之久。

　　记得那一年春节，未婚夫领我去他们家过节，他们家在离蔚州城九十里地的一个乡村，这个偌大的村庄被土黄色笼罩着——颓败不堪的土黄色村堡围墙，全部用泥土垒起的房屋，就连房顶也全部是泥土抹就的。就在我面对一片土黄色惊愕、困惑时，我发现了家是洁白的、亮堂的，发现了与我南方故乡完全不同的半墙高的木窗棂，窗棂上糊着白色的大麻纸，每一个窗格格里都贴满了小巧艳丽的窗花——我第一次从婆母那里知道了窗棂上那些美丽无比的彩色纸艺品叫窗花。我第一次发现，窗棂上那些翩翩飞舞的蝴蝶、温顺乖巧的小花猫、扛着大红水萝卜的小白兔、万紫千红的酷似自然的花卉，以及手持各种刀叉剑戟的戏剧人物，太阳从窗外照进来，这些窗格格上的纸精灵更加美丽起来，这泥土的房屋也突然地温暖与热闹了起来。

　　村里的人们来了许多，他们来看从南方来的“新媳妇”。孩子们挤不进来，他们悄悄舔破了窗纸看我，窗花染红了他们的舌头……夜深了，月光从白灵灵的窗格里照进来，我躺在温暖的土炕上望着满窗的缤纷和美丽，努力想象着这黄土的塞外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和岁月？

　　以后的年月里，我学着像蔚州的婆婆媳妇们那样，年年春节来临之时，都要到腊月的集市上买回一沓沓、一摞摞彩色剪纸，贴在自家的窗户上。—年又一年，是美丽的蔚州窗花伴随我和儿子、家人度过无数清贫但却喜庆的日子。

　　蔚州腊月所有的集市上，卖窗花、买窗花的人喧闹了五里长街，那是一个色彩和笑声的海洋。靠在木桌上或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排排窗花“亮子”（窗花艺人卖窗花时都制作一扇如窗户样的大木框，框里的木格格上糊着北方特有的白麻纸，白麻纸上贴着各种窗花样品，当地人叫“亮子”），在冬日的阳光下，分外灿烂妩媚，辛苦了一年的蔚州乡下人、城里人一起走向集市，他们在“亮子”间穿行，在摊位前挑选，无论生活怎样艰辛，他们在买窗花时，内心里总是喜庆的。

　　我知道，蔚州有十几个乡镇、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刻窗花、染窗花，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然而，最喜气的莫过于看乡间女人们刻窗花——我感觉，塞外的女人们祖祖辈辈都会刻窗花，染窗花，她们个个心灵手巧，老老少少都会摆弄手中那一把把小小的刻刀，一沓沓毫无生气的白宣纸，在她们手中几分钟后就被切割成一张张栩栩如生的花鸟走兽抑或是戏剧人物，然后，她们再用酒调色，小心翼翼点染，大红大绿永远是她们心中的亮色。我曾在蔚州腊月的乡间，无数次看到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老婆婆们盘着腿坐在火炕上，她们把一双脚严严实实地压在腚下，开始剪窗花准备过年。她们一边刻一边哼着温情而野性的“二人台”小曲：“过罢那个小年过大年，我请连才哥哥来吃饭。”“你请哥，吃什么？”“小白菜，蘸莜面……”她们嘴里哼着歌，手里飞动着各种刻刀。她们把内心的向往、倾慕、期待和祝福一心—意刻在一摞摞、一沓沓象征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福寿吉祥”的窗花上。她们刻窗花，有的只为自己用，有的拿到集市上卖。腊月的集市上，整条街都是卖窗花、买窗花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

　　十几年的塞外生活，使我对蔚州民间文化情有独钟，蔚州剪纸、蔚州彩色泥塑都成为我诸多收藏中最珍爱的物品。我还把这些珍爱不断分送给我的文学朋友，让他们与我—起分享一种艺术的温馨和快乐。

　　我从北京商店买来十几块飘着松木清香的意大利木质小镜框，在镜框内装嵌上蔚州各种戏剧小脸谱。然后，我把这些小镜框成串地挂在我的书房内，这些小艺术品成为我书房独特别致的一道风景。我先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和中国台湾，我还把这些美丽别致的小艺术品带给了俄罗斯和台湾的文学朋友。在俄罗斯作协外联主席奥列格的乡间别墅和莫斯科的住宅内，都摆放着我送他的这些小艺术品，当我告诉他小镜框里的彩色脸谱是中国忠义正直之士包公和杨延昭时，他笑着对我说：“那我就把它们作镇宅之宝吧！”

　　蔚州剪纸深深扎根于广阔的民间，又有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锲而不舍，最终使其生生不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丽的蔚州剪纸养育着塞外那方清贫而艺术的土地。（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