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读唐人张九龄《望月怀远》，惊叹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句，它不但生动写出月亮徐徐升上海面的情状，还以浓缩时空、直指人心的“天涯共此时”五字，令人诵读叹赏至今。今天读了《张公艺与百忍堂》，才知道他的六世祖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九世同爨的“百忍堂”主人张公艺。

　　张公艺不过一介布衣之身，他的故事之所以能在唐代以后代有流传，当然要归功于他百忍治家的理念和实践。但要理解他的所谓“百忍”，除却“追本溯源”之外，似无好法。

　　目前所知，较早讲述张公艺“百忍”故事的，是《旧唐书》的《孝友传》：“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这一段记述，人们大多关注张家代受旌表和“百忍”上书两个方面，这自然不错，却忽略了《旧唐书》张公艺故事的解释框架。这个解释框架就是《孝友传》的第一段：“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夫善于父母，必能隐身锡类，仁惠逮于胤嗣矣；善于兄弟，必能因心广济，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虽蛮貊犹行焉，虽窘迫犹亨焉！自昔立身扬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显然，《旧唐书》把张公艺百忍传家作为众多孝友故事之一，来宣扬“孝友”乃立身扬名之根本，是事君施政之根基。所以，《旧唐书》看中的是张氏“九世同居”，它眼中的“忍”，孝于父母也，友于兄弟也。

　　《旧唐书》这一解释框架，基本上延续在后来的言说中，如明正德年间殷云霄《寿张乡贤祠记》，即从“兄弟之身，其源一人”说起，认为张公艺之“百忍”有“维家之益”，是睦心之言。万历间，李仰新建张公祠，他与黄体仁各撰有祠记一篇，前者强调修身养性，后者注重国家治理，是《旧唐书》“齐家”的前探后延。明清易代之际，王夫之《读通鉴论》将“忍”一般化为“不任耳而以心殉之”，强调以心制耳，但最后仍落脚于张公艺以“忍”“饬九世以齐一”的功效。张体仁明嘉靖间辑成《张公百忍全书》，清虚子序以“仁、让”二字为倡；清宣统辛亥（1911年）黄品俊重刻此书时，认为“今也世风不古，横暴日增，其变生骨肉、祸起萧墙者”，乃是因为“忍道”不行。所以历史地看，对张艺“忍”的理解，齐家是核心层面，修身、治国是进一步的延伸。

　　放在我们今天，“忍”的价值，我个人以为，应该主要从家庭的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正如清虚子序《张公百忍全书》所云，“仁”与“让”足以尽之。“仁”指仁爱之心，属于内在的精神要求；“让”指谦恭礼让，是外在的实践指南。心中有仁爱，才能使“让”成为一种顺从内心指令的行为，而不是勉强之举。落实到家庭之中，仁爱可以让伦理关系成为一种溢满温情的真实表达，而不仅仅是一层冷漠的面纱；恭让则可以消解可能发生的矛盾紧张，维持伦理世界的和谐美满。所以，我们可以从张公艺的“百忍”中，汲取有益的成分，重构我们和谐的家庭伦理世界。把其中的仁爱之心、谦恭之道，拿来为我们所用，让这一传统道德观念，重新焕发它的光彩。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它是形塑社会的重要力量。家庭和谐对于整个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作用不可小觑。今天，我们发掘张公艺百忍传家的现代价值，就像当年黄品俊重刻《张公百忍全书》时一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也要注意它的有限适用性，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百忍”内涵的解释，对张公艺治家实践的阐发，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不必刻意拔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开军）